从20世纪四十年代始，金启孮先生与其父一起结合《金史》的研究同时研究女真文。金启孮先生姓爱新觉罗氏，为清乾隆帝八世嫡孙。启孮先生不仅是女真文专家，而且在满洲学、蒙古学方面也造诣精深、著述丰硕。启孮先生的父亲爱新觉罗·恒煦，汉名金光平（1899－1966）是清朝最后的公爵，也是我国女真文字、契丹文字研究的先行者。1957年，是金光平先生第一个判定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两种文字的根本区别，为嗣后契丹文字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62年，又是先生第一个论证了现存碑文石刻和《女真译语》的女真字为女真大字，为继续女真文字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是凝聚了启孮先生父子两代人多年心血的著作，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专著。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 (1)结合《金史》研究女真文字,起到正史之讹、补史之缺的作用。
(2)将女真语言文字与满、蒙、契丹、汉等族语言文字进行比较。
(3)写出、注明所有女真字的读音、释义。
(4)写出完整的女真语法和词类分述。书末附有五通女真字碑的考释论文。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不仅是一部语言学专著，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
也对女真人在中国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女真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提出了崭新
的论点。
《女真文辞典》虽名为辞典，实则是对发现的所有女真字从字形、字源、字音、字义以及与契丹文字的比较、与汉字的比较等诸多方面所作的集大成性研究成果，共收录女真字1737个，按笔画分为5类38部11附，并录有每个女真字出现的语句。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女真文字研究的综合性百科全书。
以上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基础。
1973年，先生又在陕西发现了手抄本《女真文字书》，这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女真文字珍贵资料。先生撰写专文，对《字书》的书写时间 (至迟在金世宗大定年间以前)、《字书》的底本 (金太祖天辅三年八月完颜希尹所撰的《女直字书》、《字书》与明朝永乐年间所编纂的《女真译语》之关系、《译语》很可能是以《字书》为范本编写的)、《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女真文由意字向音字的转化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字书》的发现和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女真文字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了女真文意字和音字的关系，以及由意字向音字发展的脉络。
女真字的应用范围狭隘，遗存资料不多。但是它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少数民族语文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研究女真字的文献可以订正和补充历史事实。金启孮先生以古文字的解读考证历史，又以史籍印证古文字的记述，解决了辽金史研究中的汉文资料的不足，辨识了史之讹。又如考释黑龙江口明代奴尔干永宁寺女真碑文，证明黑龙江外土地原属中国，并非俄国人开发的“无人居住和不受任何管辖的地方”。可见，女真语文学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作用。无论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继承，还是保护国家完整版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生曾任内蒙古大学教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创办并主编了《满族研究》杂志；培养了众多的历史学、语言学方面的人才；先生的两个女儿也分别为国内外的大学教授；可谓后继有人、桃李满园。
启孮先生的长女金适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现继承家学，主要整理金光平、金启孮先生学术著作，研究家族史与满族史。发表了《金光平先生与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金启孮先生与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金启孮先生与满学研究》、《金启孮先生与顾太清研究》、《太清后人谈太清》 等有影响的文章。
启孮先生的次女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博士是当今研究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国际知名学者。现任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欧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是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和语言学博士（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她继承家学，在恒煦先生和启孮先生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对迄今为止发现的女真文字资料向纵深方向研究，并将其扩展到契丹文字研究领域。近年来成果不断，出版了《女真文字书研究》（2001年）、《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2002年)、2003年启孮先生和乌拉熙春父女合作编写了两部大辞典。一部为《女真文大辞典》，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另一部为《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汇总了所有女真语词汇并将其与满洲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代表了当今世界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
乌拉熙春在契丹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契丹语言文字研究》（2004年）、《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2004年）、《契丹大字研究》（2005年），她以重新解读的契丹文字墓志研究辽史，以契丹文字的最新解读成果否定了金朝初期曾有过“女真国”国号的假设、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而是“胡里斯契丹”或“契丹胡里斯”；在对迄今为止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重新释读基础上归纳出1002个契丹大字(不含异体字)；构拟了543个契丹大字的读音；对契丹大小字在表音、构词等方面的异同以及契丹大字与女真大字的传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2006年出版的《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则是首次运用契丹大小字墓志资料全面考证辽史的佳作。该书在辽史研究领域以史学、历史语言学、古文字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而开拓了崭新的契丹学发展方向。
2009年乌拉煕春教授又连续推出两部力作：《爱新觉罗乌拉煕春女真契丹学研究》（2009 松香堂）、《明代的女真人》（2009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集中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金启孮先生一家三代传承致力于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研究，并做出蜚声中外的成果，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纪念金启孮先生的悼文中所称道的那样：“启孮先生一门三代，三位大师，宏扬女真学和满学，使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文化的光辉。这正符合今天联合国提倡世界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女真学和满学的流传不息，也就是启孮先生学术精神的流传不息。这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荣府史》（四十卷本）是金启孮仿《史记》体例撰成的始自荣纯亲王永琪、止于金启孮一辈的荣王府历史，金启孮所掌握的大量丰富而真实的清皇室府邸史料，是研究清史、满洲史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是金启孮1962年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京旗的满族》出版时被易名为《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都是金启孮据“幼时亲闻、亲见之事”“据实直书”而成，是尊重史实、不存偏见、秉笔直书不同凡响的精湛观点、保存和延续满族文化的重要著作。书中展现了上溯至清朝中叶，下限到解放前夕北京满族的历史，真实地记述了北京满族人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及其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处境和活动，为了解和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叶北京满族以及相关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风物、民俗诸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值得世人记住的是，金启孮用了几乎毕生精力，将八国联军入京时遗失的家藏太清夫人手抄珍本《天游阁集》从日本“杏雨书屋”寻回，从金启孮三十年代求学日本时的苦苦寻访，到九十年代，八旬之龄专程远赴东瀛谈妥此事，并配以家藏画像、艺苑、墨迹等，交与少数民族古籍出版了《天游阁集》（金启孮、乌拉熙春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其意义远不仅仅是金启孮家传著作问世，更是将旷世之宝寻回了祖国。
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对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学探讨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女真字直接参照契丹字和汉字而创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讨还是侧重于现存文献的释读和女真古语的构拟，即使是对女真文的本体研究其动因亦在于此。19世纪末，德国人葛鲁贝（W.Grube）将明代永乐本《女真译语》之柏林藏本译为德文并与满蒙语作比较研究，撰成《女真语言文字考》（DieSpracheundSchriftderJu?en，1896）一书，为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先声。进入20世纪，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上半叶，女真语文研究方面成果辈出的学者为中国的罗福成，他对当时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释并取得初步成果；其时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在调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译语和来文方面贡献卓著，最后的成果汇集见于安马弥一郎所编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人山路广明，代表作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对女真语文研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是匈牙利人李盖提（L.Ligeti，代表作为Notepréliminairesurledéchiffrementdes?PetitsCaractères?Joutchen，1953）和韩国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19）；碑文考释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实造对《得胜陀颂碑》的三次释读；集大成的研究论著则是国人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以及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金启孮和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大辞典》（明善堂，2003年）、《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明善堂，2003年）；戮力研治《女真译语》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G.Kiyose）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AStudyoftheJurchenLanguageandScriptintheHua-II-Yu，1973）和澳大利亚人康德良（D.A.Kane）的《四夷馆汉语－女真语词汇》（TheSino-JurchenVocabularyoftheBureauof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础上又有金启孮的学生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对女真语语音的再次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女真译语》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訳语』から『永宁寺记碑』へ──》（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9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郡女真大字石刻》和《北青女真大字碑》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此外，对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大字残页的综合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字书研究》（风雅社，2001年）；对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此外，尚有西方学者伟烈亚力（A.Wylie）、德微里亚（G.Devéria），日本学者山本守、渡边薰太郎、石田干之助、长田夏树，韩国人金东昭、中国学者贾敬颜、黄振华、穆鸿利、刘凤翥、金适等都为女真语文研究有所贡献。
金启孮主要研究
金启孮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真文和满洲学、蒙古学领域。作为清朝乾隆帝八世嫡孙，他与父亲爱新觉罗·恒煦共同研究，恒煦先生更是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研究的先驱。1957年和1962年，恒煦先生的两个重要贡献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父子合作撰写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首部全面系统的女...
金启孮个人作品
金启孮先生的学术贡献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尤为显著。他的代表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64年，《内蒙古大学学报专号》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开创性地探讨了女真文制字考证、碑文解读和语法研究，这是全球首部全面系统的女真文字研究专著，奠定了我国在国际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金启孮的另一...
金启孮的主要研究
从20世纪四十年代始，金启孮先生与其父一起结合《金史》的研究同时研究女真文。金启孮先生姓爱新觉罗氏，为清乾隆帝八世嫡孙。启孮先生不仅是女真文专家，而且在满洲学、蒙古学方面也造诣精深、著述丰硕。启孮先生的父亲爱新觉罗·恒煦，汉名金光平（1899－1966）是清朝最后的公爵，也是我国女真文字、契丹...
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作者简介
金启孮在学术研究上，不仅深入探讨了满族文化的历史背景，还对满族的语言文字、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的著作不仅为满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满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金启孮对满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对后世的满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学术研究，金启孮在文化教育领域也...
金启孮其它著作
在国际交流方面，金启孮多次受到邀请与外国学者合作，共同推进女真学和满学的研究。例如，1983年，他应美国奚如谷教授之邀参加了“女真文化研讨会”，在日本的东洋文库和圣心女子大学发表关于中国满学和女真学的研究演讲。他与日本中部大学、韩国晓星女子大学、日本江守五夫等机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
金启孮人生评价
作为满族学者，金启孮在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堪称大家，他倾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者，开创性地培养了国内第一批女真文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他的学生中，一些已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领袖。金启孮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为女真学、满学、清史和蒙古学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金启...
金启孮的人物履历
金启孮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学者，治学严谨，根柢深厚，尤精于女真学、满学和蒙古学，在学术界自成一家。少年时秉承家学，潜心于女真文、满洲史之研究，及长在女真文、满学、蒙古学方面卓然成家。金启孮一生为女真学、满学、清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阿尔泰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东亚历史文化...
金启孮的个人作品
金启孮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女真文大辞典》（金启孮、乌拉熙春著，日本国文部省国际共同研究项目成果，2003年），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总数达到一千三百多字。 《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金启孮、乌拉熙春著，日本国文部...
金启孮的介绍
金启孮（1918～2004年），满族，原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满族研究》杂志主编，国内外著名女真文、满学、清史、蒙古史专家。金启孮姓爱新觉罗氏，名启孮，字麓漴，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五世祖母为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父金光平（恒煦）为女真文和满文的著名学者。
金启孮人物履历
1940年，金启孮远赴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深造。在那里，他有幸师从两位顶尖学者——日本金史专家三上次男以及蒙古史和清金史研究的专家和田清。这段留学经历丰富了他的学术视野，为他后来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44年，金启孮返回满洲国，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949年后，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