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
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昼奇辞。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
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译《风骨》： 关龙艳 《诗经》总共有"六义"，"风"位居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所以作者表达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
因此，骨力塑造文辞，犹如骨骼支撑人体一样；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如同形体蕴有生气。遣词造句挺拔，文骨就形成了；表情达意爽朗，文风就彰显了。
如果一篇作品辞藻丰富，却缺乏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有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所以运思谋篇，一定要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才能鲜明生动。
风骨为文章所用，就如高飞大鸟之舞动双翼。因此注重文骨的，用词造句必然精要；讲究文貌的，表达情致必然显豁。
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运用声韵凝重而不板滞，这得力于文章风骨的驾驭。如果内容单薄而辞藻堆砌，就会繁复冗杂而失去条理，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畅通，表意牵强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
从前潘勖作《册魏公九锡文》，构思布局摹仿《尚书》这样的经典，使当时的才子们搁笔，这是因为潘文骨力刚健的缘故；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文才茂盛而成为辞赋的宗师，这是因为其文风遒劲的缘故。能够明确这一要领，就能使文章写得更为完善，这种方法不能违背，创作不应追求文才的繁复。
所以魏文帝曹丕称："文章的风格以作者的气质为主，气质的清浊各有其体，不可勉强用力而得。"因此，他评论徐干，就说："时常有齐地的舒缓气质"，评论刘桢，就说"有俊逸奔放的气质风貌"。
刘桢也说："孔融卓尔不凡，确实具有特异的气质风貌。文字几乎不能够表达他的才气。
"这都是看重气质风貌的意思。野鸡色彩丰富，但飞起来不出百步，那是因为肌肉过于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缺乏色彩，但能高飞直达云天，那是因为骨力劲健而气势威猛。
文章才力，也与此相似。如果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好比鹰隼集聚文坛；如果有风采而缺乏风骨，又如野鸡窜伏于文苑。
只有文采光耀而又能高飞翱翔，那才是文章中的凤凰。至于按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采择子书史籍的写作方法，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详尽地明了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然后才能萌生新颖的构思，修饰奇妙的文辞。
明了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就能构思新颖而不杂乱，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就能文辞奇妙而不浮滥。如果风骨未能具备，辞采不够精炼，却想抛弃旧有的规范，追求新奇的创作方法，即使获得了巧妙的用意，但导致的失败也多。
难道只是使用奇异的字句，就能将这种错误倾向变为正道吗？《尚书o伪毕命》中说："措词贵乎得体，不应只是追求奇异。"这是防止文章写得浮而不实。
然而文章写作途径很多，作者各据所好加以选择，深明写作之道的人未能传授他人，学习写作的人又没能向懂写作的人学习。于是习尚浮华、追随侈靡，随波逐流而不知回返正道。
如果能确立正确的体势，使文章鲜明而刚健，那么就能风明骨健，整篇作品焕发光彩。能细心研究上述这些要求，那么离掌握写作之道也就不远了。
总之，情思与意气的关连，文辞和体制风格相结合。文风清明刚健，美好的文才才能驰骋。
使风力充沛，使骨力强劲。这样才锋刚健挺拔、特立突出，文章才能光彩夺目。
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
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
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
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
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
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
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共品评了从汉至南朝共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
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
“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
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
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
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
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
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原文：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译文：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握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 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 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 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思是说：文温而丽就是说说文字很温和，但却很美丽，应该说辞藻华丽吧，意境悲伤而且深邃，每一个字都是写到人心里，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古诗十九首》的评价：
1.特别善于抒情，善于把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如《迢迢牵牛星》（教材209页），通篇写景，而情在其中。
2.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表情含蓄，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冉冉孤生竹》）等，都用得十分贴切生动。
3.风格平易，语言浅近、精练、自然。诗中没有刻意雕琢得华丽词句，如顺口说来，浅近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从肺腑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十分自然。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诗歌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后代文人五言诗产生不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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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2.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说“穷”的含义
此“穷”字非贫穷的穷，意思是困顿、没有出路的处境，与“穷途末路”的“穷”字意思相近。“诗穷而后工”意思是说，处于困顿境况（如仕途不顺、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等）的诗人，常常能写出好的（“工”）诗歌作品。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一脉相承的。
《江良才尽》文言文翻译
译文：在当初，江淹被罢免了宣城的官职，就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美男子，对他说：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江淹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从此以后做诗，江淹就文思枯竭，所以世人就传说江郎的才气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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