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宗旨是什么？

梁啟超新史學的最突出特徵就是批判與創新精神。他的新史學觀是在對封建舊史學的反思與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啟超“新史學”的開創性功績。 晚清王朝時，面對外來侵略和內部腐敗，其所代表的皇權專制政治也已走到了盡頭。於是社會便開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與“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相比，晚清社會的轉型是以政治轉型領先，經濟轉型滯後為特徵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會政治的變革成為決定和影響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湧現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識的進步知識分子，他們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並由此產生了日益強烈的改革要求。從立憲到共和，從改良到革命，隨著社會政治思潮一浪高過一浪的衝擊，晚清傳統政治文化處於不斷瓦解中。這種政治形勢，深刻地影響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學術，因而也就導致了中國傳統史學與近代社會的不相適應更加明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學者深感無史之痛：“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所謂無史，並非中國沒有歷史，而是指中國沒有與近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史學。在新史學的倡導者眼裏，就是沒有“民史”、“國史”和“信史”為中心的史書，沒有能夠與民族獨立進步、國家富強發展相關的歷史學。這意味著中國傳統史學必須革新。而恰恰正是這個時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傳入，極大地啟迪了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國家、民族、民權、平等等觀念逐漸取代了朝廷、帝王、專制，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觀念，為新史學提供了價值內容。於是，一批學者在批判舊史學之弊的同時，提出了創立中國新史學的問題。在這場中國史學界批評舊史學的主戰場上，其旗手竟不是“激進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認為“改良派”的梁啟超等。梁啟超在新史學的創建上，並非以“保守”姿態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場開局的。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就已指出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國致弱的總根源。他針對舊史學曾強調指出，“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的傳統“君史”，不能使人們對一國的“強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幫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機，“君史之敝極於今日”。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史學》，該長文分《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六節，以批判與創新的精神，激烈抨擊了封建史學的通弊，闡明了大膽革新史學的基本宗旨。在此重要史學論著中，梁啟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統在國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題，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學思想。1897年，梁啟超就在《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中明確區分了“君史”、“國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國史”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主要內容。他說：“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兩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記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於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他在《新史學》一文開卷明義：史學是“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可見他要以史學借鑒功能導出政治變革的理由。 梁啟超基於他對歐洲各國史學促進民族主義發達和文明進步的了解，特別強調在民族危機之時應改革中國史學，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他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梁啟超在倡導史學革命時，深切地融入了政治關懷的情結。史書編輯者曾鯤化1903年時也曾提出：“歷史學者為學界最宏、富最遠大、最切要之學科，社會上之龜鑒，文明開化之原理，國民愛國心之主動也。”“歷史為國魂之聚心點，國民愛國心之源泉。”很顯然，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是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了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高度的。 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服務對象極為落後，研究目的也很偏頗。他指出傳統史學有“四弊”、“二病”和“三惡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因此傳統的史書“難讀”、“難別擇”，令人“無感觸”。梁啟超在對封建舊史“四蔽二病三惡果”一一澄清的同時，痛斥封建史學為“帝王將相家譜”、“相斫書”、“墓志銘”、“蠟人院”，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充分體現了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中批判精神的精髓。 總之，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是以帝王政治為中心，以朝廷、個人為服務的對象的，而與社會大眾無關。因而，這樣的史書只有使讀者“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梁啟超提出：“統也，在國非在君也，在眾人非在一人也，捨國而求諸君，捨眾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只有國家才是正統，只有民眾才是正統，如英、德、日諸國那樣，只有經過憲法確定，並且得到人民承認的體制才是真正的正統。梁啟超的論述雖不是專門討論史學問題，卻充分反映了西方民主思想賦予的嶄新政治眼光和國民權利意識。梁啟超在１９０１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中就認為，“民族是歷史的主腦”。他把整部中國史分為“中國之中國”時期（上世史，黃帝至秦之一統）、“亞洲之中國”時期（中世史，秦一統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國”時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華民族之成立發展之跡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為貫穿全史的主線。梁啟超力主在近代世界，沒有“民權”，就沒有“國權”的觀點；認為“彼一人私有之國家，終不可以主於優勝劣敗之世界。然則今日而求國家意志之所在，捨國民奚屬哉！”在傳統觀念中，“國”就是王朝、皇權，而在梁啟超的史學視野中，特別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國”則被明確界定為一定的地理區域中全體民眾的“集合體”。他在１９００年發表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中就表述了如下觀點：“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由此以來，就形成了梁啟超的以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國家觀念。 梁啟超在以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國家觀念指導下，認為歷史活動的主體已不再是帝王將相了。相應地，歷史研究和史學服務的主要對象也必須從帝王將相轉移到國民本位上來。毫不誇張地說，這就是中國近代史學意識上的一場革命。梁啟超早在二十年代初發表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就擲地有聲地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而已。……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非為某權力階級或某智識階級而作，昭昭然也”。此論頗有現實意義，仿佛就是針對今天遍及中國的“紅色記憶”所宣揚政黨與階級史觀的有力否定。史學家鄧實也曾指出：“民史”就是“能敘述一群人所以觸接、相交通、相競爭、相團結之道，一面以發明既往社會政治進化之原理，一面以啟導未來人類光華美滿之文明，使後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可見，“民史”也就是全體國民的歷史，“民史”取代“君史”或“黨史”，也就是以國民為研究對象的史學取代以統治者為中心的史學。 政治是梁啟超重視治史、倡導新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梁啟超雖注重“國民”、“民族”或“國家”，但其理想中的“國民”主要是指具有近代立憲政治能力或資格的政治公民，因而梁啟超也並不否認英雄的歷史作用。正因為有造時勢的英雄，“社會所以活動，人生所以有意義”。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體；救亡需要政治導引，政治導引呼喚“英雄”的作用。 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認為，舊史學是新史學的阻力與陷阱，對舊史學批判愈是徹底，新史學的前景愈益廓清與開闊。梁啟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學”、“史界革命”等史學上的主張，是建立在批判舊史學的基礎上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激烈批判舊史學，具有為社會革新解放思想，鳴鑼開道的作用。同時，梁啟超《新史學》的理論依據是進化論，充滿了挑戰皇權的人權意識和社會演化的歷史觀，這對於中國史學的更新與社會的轉型，具有十分明顯的奠基意義。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赋税思想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同时梁启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 新闻言论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家，同时也是新闻史上重要人物，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文有巨大贡献。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创时务文体，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梁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办报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健全舆论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宣传艺术：浸润法、煽情法。 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全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 宣统二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谈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因的国民才能够成功。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62.html

B

晚清新史学的梁启超与“新史学”
答：总之，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宗旨是什么?
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學者深感無史之痛:“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所謂無史,並非中國沒有歷史,而是指中國沒有與近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史學。在新史學的倡導者眼裏,就是沒有“民史”、“國史”和“信史”為中心的史書,沒有能夠與民族獨立進步、國家富強發展相關...

梁启超的一生
答：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

告我关于梁启超的详细资料,紧急
答：梁启超 (东华新闻?Tung Wah News, 1901年4月17日)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即想与之建立联系,但遭康有为拒绝;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

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化近程中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答：本文从七个方面阐明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成功地推动废除八股及鼓吹教育救国;倡导成立各类学校;首先提供近代学制的蓝本;首倡教育当定宗旨;系统设计了近代学校管理制度;编译近代教材及有关近代课程设置、教学目的、方法的提出,以及他杰出的教育思想及成就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截至目前为止,在中国教育学术领域...

如何评价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答：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

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分别是什么
答：[1]梁启超《新史学》则分为10种、23类。[2]我们对于史书体裁的多样,不能只停留在目录学分类的形式上来理解,而应重视分析其蕴涵的史学价值。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有多面性。史书体裁的多样,恰恰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又能提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在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先后...

梁启超的贡献是什么
答：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

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两个人,谁的影响更大?
答：康梁在一起进行维新变法时，二者作用一样。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却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保皇党，有反动意义。相比之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具朝气与活力。在之后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虽然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历史学贡献上来看，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的大智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①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著述颇丰。②在劝龙济光反袁时，面对险境急中生智，力挽危局。③通达人生智慧，认为人要生活于趣味之中，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④梁启超虽然一生多变，但他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绝不望风转舵。（答出任意三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