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有哪些事迹？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战威 第四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如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
　　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伯国富士，谨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食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则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战争观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治军思想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 、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 逾垠忘
　　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作战指导思想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直解》本),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
　　军事辩证法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 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尉缭子》原文：
　　天官 第一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按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
　　『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谈 第二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制谈 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乱�兀�柚霉な拢�栽龃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唤�械ゴ康南��烙��贡匦牖��⒍��ァＴ谡季�杂攀频牡芯�奈Чハ拢�朗卣呋蚴且揽客庠��蚴强肯�南魅醯芯��銎嬉灾剖ぁＭ庥斜囟ǖ酱锏脑���蔷捅囟�芗崾夭话巍Ｍ馕薇囟ǖ酱锏脑���蔷筒灰欢�芄淌氐降住?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 》“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有人说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士的生活，后应魏惠王的招聘，曾向其陈述兵法。
　　今存《尉缭子》24篇，近万言。该书主要论述了对战争的总的看法，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经济的联系，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民富国强，本固兵坚；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规，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等有关权术和措施，论述了进攻、守城等战术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的经验。
　　关于战争的总的看法，尉缭认为，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肢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作者认为，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尉缭子有哪些内容？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斟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尉缭子直解》书影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尉缭年龄之谜
尉缭，魏国大梁人，早年在稷下学宫授业，教授兵家形势，为李斯、韩非等后世名臣授课。后得鬼谷子赏识，成为其弟子，继承兵家衣钵。公元237年，尉缭在70岁高龄入秦辅佐22岁的嬴政，封为秦国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尉缭多有筹划之功，晚年收徒韩信、张良，隐居黄华洞，被称为黄石公。其著作包括《尉缭子...

尉缭简介
尉缭的智慧和军事理论不仅在当时得到了认可，而且历经千百年，其思想仍然被后人研读和学习，显示出其理论的经久不衰和价值所在。他的生平事迹和《尉缭子》一书，无疑是中国军事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兵令下第二十四尉缭简介
关于尉缭的个性，传说他不仅精通军事，还擅长面相占卜。他初见秦王嬴政时，曾根据其面相判断其性情：刚烈而有求于人时能虚心，但一旦被冒犯则极为残暴，对敌人毫不留情。尉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嬴政缺乏对百姓的仁德之心。因此，他曾多次试图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所，试图逃避可能的不利影响。《尉缭子》这...

尉缭作为秦朝最高军事长官,他到底为秦做了哪些贡献?
尉缭名缭。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名的军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 、 《吴子》 、 《司马法...

尉缭的简介
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古代多以官名作为姓名，如宗正此姓，源于汉朝刘德，官至宗正，为九卿之一，即主持皇家宫室事务的官员。刘德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上官职名命姓，称宗正氏，后来加文...

尉缭子有哪些事迹?
回答：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有人说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士的生活,后应魏惠王的招聘,曾向其陈述兵法。 今存《尉缭子》24篇,近万言。该书主要论述了对战争的总的看法,...

尉缭是什么人
尉缭子的英文名叫Wlaotz，读作WEILIAOZI，是以官为姓，史载尉缭在大梁有个卖酒的姐姐。他善长搞情报，懂兵道三乱（谋、诡、诈），据说收买了关东六国上千人，是汉奸的最早铸造者。还经常利用俘虏威胁对方投降，与前线擅长拼杀的武将有非常大的分歧，而且造成秦国兵部文武派素来不合！不过尉缭是一个...

尉缭认定秦王嬴政的面相特征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尉缭，其生平事迹虽然没有详尽的记载，但我们知道他是魏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的杰出军事家。姓氏已失传，仅以名“缭”为人所知。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尉缭入秦游说，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被委任为国尉，从此被称为尉缭。尉缭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撰写...

秦国有没有姓封的官员?
尉缭认为这样的嬴政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嬴政为他安排的住处。名缭。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

尉缭子有哪些事迹?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