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社会风俗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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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
在唐代百姓通婚中，等级观念有所表现，其一便是唐代百姓较少与贱民通婚。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良贱不婚，现实中的百姓也确实较少与贱民通婚，个别与贱民通婚的百姓，也是身份较低的商人。《太平广记》中就载有一位商人与乐工之女联姻的事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乃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1]（卷四五）。

但是，即使是商人与贱民之间的联姻，在唐代也是比较少见的，良贱不婚原则在唐代百姓通婚中有所反映。

等级观念在唐代百姓通婚中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官民不婚。唐代的百姓非常愿意与官员之家联姻，但能够联姻官员之家的却很少。

在唐代，官员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特权的拥有者。这些特点对百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百姓很愿意嫁女到官员之家，敦煌文书对此就有所反映。P3354《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载有一夫多妻的家庭共6户、8家，他们是：

户主程思楚，47岁，卫士武骑尉，有妻三：妻马，36岁；妻常，32岁；妻郑，41岁。

其弟思忠，39岁，卫士，有妻二：妻郑，27岁；妻郑，22岁。

其弟思太，35岁，白丁，有妻二：妻李，19岁；妻白，28岁。

户主程什住，78岁，老男翊卫，有妻二：妻茹，62岁；妻王，47岁。

户主程仁贞，77岁，老男翊卫，有妻二：妻宋，69岁；妻安，61岁。

户主程大忠，51岁，上柱国，有妻二：妻张，53岁；妻宋，22岁。

户主程大庆，47岁，武骑尉，有妻二：妻画，45岁；妻卑，36岁。

户主程智意，49岁，卫士飞骑尉，有妻二：妻郑，45岁；妻薛，36岁。

上述6户一夫多妻家庭最突出的特点是户主都为勋官或取得武选资格之人。勋官最高者为正二品上柱国，最低为从七品武骑尉。虽然程思楚户（共3家）中有1家是卫士，1家是白丁，但他们兄弟并没有分家，家长仍是勋官武骑尉程思楚。这样一些勋官之家或取得武选资格之人就是敦煌农村乡里的特权阶层。这种特权首先表现在他们的经济状况较好，在彩礼非常重的敦煌地区（注：敦煌文书S4609《邓家财礼目》记载了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归义军衙府一位都头的婚礼单。此件文书所出时间较晚，但可作为一种参考。此外，由于敦煌地区结婚时财礼繁多，普通百姓无力承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敦煌地区便出现了结社互助的办法，在结社章程中明文规定：“若有……男女婚姻，人事小（少）多，亦乃莫绝”(S3730)、“各各一心，阙者帖助”(S6537)，遇到婚嫁之事，社员们相互帮助。这表明结婚的费用已超出一般百姓所能承担的范围。），承娶多位妻子本身就已经显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在这些一夫多妻的家庭中，许多夫妻年龄相差很多，像程思忠年长其妻郑氏17岁，程大忠与其妻宋氏相差29岁，程思楚与其妻常氏、程思太与其妻郑氏也都相差15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百姓的通婚取向，似乎只要能够与勋官之家联姻，男方家庭的多妻和年龄相差过大都对百姓嫁女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这里，百姓攀附官员之家的心理表现很明显。

进入官场的百姓则一般都与官员之女联姻，魏邈就是这样。据墓志载，邈“祖宾、父朝隐，皆敦儒术，谅识宏深，高乐园林，自求野逸”，“顷因入仕，多为台鼎、廉察之知，累以德艺精粹，闻地天庭，始奏授怀州参军”[2]（《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魏邈出自父祖无官的百姓之家，在他走入仕途后，便与官员之女结成了姻缘，“夫人天水赵氏，考皇任壁州长史升之仲女也”[2]（《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薛仁贵的发家及其后人通婚的变化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后以从军达到了“图功名以自显”[3]（《薛仁贵传》）的目的。他的后人不但从身份上脱离了百姓，跻入上层，通婚上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变化。薛仁贵重孙女所嫁不但为官员之家，而且还是山东旧士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之家（博陵崔澹）[3]（《唐故殿中侍御史淄州长史知军州事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普通百姓与官员之家联姻，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好处；而进入官场的百姓与官员之家联姻，则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所以，为了达到联姻官员之家的目的，个别百姓或百姓出身的官员甚至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一个已经做官的农家子为了联姻“豪族”，竟图谋害妻。史载：“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1]（卷一三○）文宗时，另一位农民为了获取好处，更假冒国舅。穆宗萧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鲜亲，惟舅独存，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4]（《后妃传》下）。由于假充皇帝姻亲，萧洪一步登天，受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后再迁检校左仆射、鄜坊节度使。

虽然唐代百姓很愿意与官员之家联姻，但这种联姻又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唐人思想中，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唐承南北朝而来，虽然门阀制度已经瓦解，但等级观念的影响继续存在，许多唐人在通婚时仍然强调门第的相当、官位的般配。在这种情况下，地位不同的百姓与官员联姻就非常困难。笔者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共统计了217位官员的出身和联姻情况（联姻对象为219人，2位官员再娶）。在217位官员中，父或祖一人不仕的有13人，父祖两世不仕的只有1人。这首先表明，百姓进入官场的人数非常少。其次，在与217位官员联姻的219位女性中，父或祖一人不仕的也只有4人，这又表明百姓之女联姻官员的也很少。

在唐代，等级观念已经深入到了百姓和官员的思想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认为官民通婚是不正常的。首先，官员对于官女嫁为民妻就不能接受。《新唐书·李白传》载：“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传正）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在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的眼中，李白孙女嫁为民妻就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要将其改嫁“士族”（官员出身之人）。魏博大将聂锋对于女嫁磨镜少年也颇感无奈，史载：“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1]（卷一九四）

其次，官员对于以民女为妻也是不能接受的。《太平广记》卷一六○所载一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间，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现灌园为业。”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怏，然未甚信也。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颅中而去。……（女婴）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长成，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

这一故事中的秀才起初自以“门第才望”，绝不愿与菜农之女联姻；为了避免与菜农之女联姻，甚至对其进行谋害；后来，由于菜农之女“很幸运”地被廉使收养，身份发生变化，秀才不但愿意与之联姻，而且还因此女的嫁妆丰厚，且女有容色而“深过所望”。从这个故事中的秀才身上，我们能很形象看到唐代官员思想中的等级观念。

再次，无论是出身于官员之家还是百姓之家的女性，都认为官、民相婚是不正常的。李白孙女对于嫁为民妻的解释是：因为“孤穷”而造成的“失身”。另外，崔慎思娶妇一事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史载，崔慎思入京应进士举，偶遇一位颇有姿色的少妇，崔思慎欲娶其为妻，而此妇云：“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1]（卷一九四）在“非仕人”出身的少妇心中，做“仕人”之妻就是“不敌”，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而只能成为“仕人”的“妾”。

翻检史料，我们发现，由于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唐代，即使是富民与官员之间的联姻也很少。这点与宋代有所不同，许多富有资财的宋代百姓是能够与官员结为姻亲的。我们知道，经过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南北朝以来的等级观念受到荡涤，五代以降便是“婚姻不问阀阅”[5]（《氏族略》一），宋人更是“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6]（蔡襄《福州五戒》）。对于唐宋时期的这种变化，宋人曾经总结道：“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7]（卷三）由于宋人通婚重财，所以宋代时许多富民便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而与官员联姻，像阳翟豪民盖渐便因家赀巨万，而“有朝士之无耻者，利其财，纳其仲（女）为子妇。”[8]（《刑法》三之四五），显然，由于旧式门第观念的减弱，富有的宋代百姓已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与朝官联姻的机会。较之唐代，宋代官民不婚的界限有所缩小，宋代百姓的地位有所提高。

通过唐代百姓的通婚我们看到，在唐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等级差别，即良贱之别和官民之别。官民之别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在事实中已牢固形成，它与良贱不婚一起，构成了唐代最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

二、 唐代百姓通婚的价值取向

除了注重与官员之家联姻外，唐代百姓在择婿和选妇时，还各有一些标准。择婿一般关注未来发展和经济状况；而选妇则主要强调妇德和资财。

有些百姓择婿时非常强调男方未来的发展，信都民苏氏就是这样。史载：“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相。苏曰：‘子虽有财，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黑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9]（《前集》卷之一二）苏氏为女择婿首先是看男方未来在仕途上的发展如何。

还有一些百姓择婿时非常重财。元稹诗《代九九》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例，诗云：“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在这里，贪财的兄长竟指望以小妹换马骑。在唐代，一些贫穷的夫婿是会招致“遗弃”的。抚州杨志坚的妻子就因夫婿“资给不充”，“诣州公牒，以求别适”。对此，时任地方官的颜真卿进行了严惩，史称“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1]（卷四九五）。由此看，此前类似杨志坚妻嫌贫索离的情况在抚州并不鲜见。

唐代百姓在选妇时则首先强调妇德，像蜀路石妇那样恪守贞操、孝顺公婆的妇女就是被推崇的对象。白居易在《蜀路石妇》中刻画了一位贞、孝两全的下层妇女：“道旁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从此诗看，妇女的“孝”是指对公婆的孝敬、柔顺恭敬、晨昏定省、伺候赡养；“贞”则是指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从一而终是“贞”的最高境界。蜀路石妇就是婚后第二年丈夫即离她而去，至其终而未归，但她坚守其节，从一而终，孝顺公婆。蜀路石妇集中了唐代下层妇女全部的优点，自然成为下层妇女的楷模。而不顾他人、光顾自己、好吃懒做、搬弄是非的女子则要受到抨击。唐诗云：“思量小家妇，贫奇恶形迹。酒肉独自抽，糟糠遣他吃。生活九牛挽，唱叫百夫敌。自著紫臭翁，余人赤羖。索得屈乌爵，家风不禁答”[10]（卷三）；“家中渐渐贫，良由慵懒妇，长头爱床坐，饱吃没娑肚。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饮酒五夫敌，不解缝衫裤。事当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为伴，心里恒攀慕。东家能捏舌，西家好合斗”[10]（卷二）。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强调娶妇重德不重貌，所谓“乐得淑女，不淫其色”[11]（卷一）。受此思想影响，唐代百姓择妇也是将貌放于德之后。对于德和貌的轻重，唐诗这样说：“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10]（卷四）“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12]（孟郊《静女吟》）

唐代后期时，选妇重财的特点非常突出，此时出现了许多咏叹贫女难嫁的诗句。白居易的《贫家女》云：“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张碧的《贫女》也云：“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此外，秦韬玉的《贫女》、李山甫的《贫女》、邵谒的《寒女行》及于濆的《越溪女》，也都描绘了贫女难嫁的情况。如上几位咏叹贫女难嫁的诗人大都生活在德宗之后：白居易为贞元时进士，卒于大中年间；秦韬玉“中和二年，得准敕及第。僖宗幸蜀，以工部侍郎为田令孜神策判官”[12]（卷六七○）；李山甫则是“咸通中累举不第”[12]（卷六四三）；张碧为“贞元时人”[12]（卷四六九）；于濆为“咸通进士”[12]（卷一九九）；邵谒生平不详。由此推知，德宗以后，贫女难嫁已是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了。

除了诗歌，笔记小说对于唐后期的贫女难嫁也有反映。《北梦琐言》就载有这样一事：昭宗光化年间，文士刘道济曾“止于天台山国清寺”，频频梦到一女子与其结为伉俪，最后才得知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13]（卷七）。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应是受了唐前期上层嫁女索财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唐代以前，虽然百姓通婚中也有重财现象，但贫女难嫁与穷汉难娶同时存在，贫女难嫁并不较穷汉难娶更突出。汉代嫁女和择婿就都看重钱财，“习俗婚嫁，既以财为重，故富室多不愿以女嫁贫人，而常人亦不屑娶贫家女”[14]（卷三）；南北朝也是男婚女嫁都重财，周武帝为此还特别颁发过诏令：“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15]（《武帝纪》上）到唐前期，受门阀制度消亡的影响，山东旧族高门嫁女开始索要陪门财。所谓“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16]（“唐高宗显庆四年冬十月”胡注）。山东旧族高门恃其门第，在“新官之辈、丰财之家”[17]（《嫁娶》）欲与其联姻时，便多索钱财。对此，太宗曾于贞观十六年（642年）明令“禁卖婚”[17]（《嫁娶》）；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再次申令：“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17]（《嫁娶》）中宗时，再一次“申明旧诏”[18]（《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唐前期时，山东旧族高门的索财也影响到了一些官员，礼部尚书许敬宗就“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3]（《许敬宗传》）。到唐后期，上层中出现的嫁女重财风气渐染民间，百姓娶妇也开始重财，贫女出嫁发生了困难。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主要是受了山东旧族高门嫁女、娶妇索财的影响；反过来，贫女难嫁又成为山东旧族高门加速走向灭亡的催化剂。众所周知，唐前期，山东旧族高门主要以索要陪门财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也就是以加重聘财的形式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至唐后期，包括下层妇女出嫁都必须拥有丰厚的嫁妆，那么山东旧族高门再以聘财形式突出自己身份的目的就很难实现了。这样，唐后期时娶妇重财观念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旧士族高门融入社会的步伐。

唐后期出现的贫女难嫁之风还对宋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有学者总结道：“宋代厚嫁风气非常严重、普遍，相比之下，嫁女费用要多于娶妇。”“由于宋代厚嫁成风，贫困家庭女子出嫁比之男子娶妇更加困难。”[19]宋代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贫女难嫁。在宋代，即使是高官，也会因为资财有限而嫁女困难，“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7]（卷三）。

三、馀论

有学者曾经这样说道：“谈到某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或许应该考虑到其中蕴涵的两层意义：一是他们在当时被承认的社会位置，二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所起的实际作用。”[20]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我们来看唐代百姓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中世纪，婚姻是衡量一个阶层社会地位最有效的坐标之一。从唐代百姓的通婚看，他们身处社会中间。在法律上，唐代百姓是良人，他们恪守着“良贱不婚”的原则，较少与工乐等贱民联姻；同时，虽然他们身为良人，但与官员联姻又非常困难，与官员联姻的机会很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历代百姓的社会地位都不高，但与宋代相比，唐代百姓的地位更低，宋代富裕的百姓与官员联姻的机会更多。

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三个主要阶层，即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在通婚上，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三个阶层的差别。三个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良贱不婚是法律规定的，而官民不婚则是现实形成的。

唐代百姓的通婚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起到了加快旧士族消亡的作用；其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产生了直接影响，贫女难嫁也成为宋代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1]（《论韩愈》）贫女难嫁的问题再次证明了陈寅恪所说。

虽然在通婚上，唐代百姓是受官员歧视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通婚对当时和未来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这种作用又使得他们不应受到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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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M]．历史研究，1986,(3)．

[20]邓小南．宋代苏州士人家族中的妇女[J]．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

[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2汉唐节日饮食礼俗
汉代，但对元宵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说法是，汉武帝时，采纳方士谬忌的奏请，从正月十五开始，通宵达旦祭祀“太一”天神，从此形成了这天夜里张灯结彩的习俗。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聚集观灯的习俗又与之结合起来。这样，正月十五灯光辉煌的活动，既有祭太一神的旧俗，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传统节日。

汉唐时，元宵节并不是吃汤元，汤元始于宋代。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这一天主要是喝豆粥，《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正月半宜作白粥泛糕”。

唐代时，人们在晚上观灯之时，喜食一种粉果和焦＠②，焦＠②是一种油炸的带馅圆面点， 《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记了一条尚食局造＠②子手做焦＠②子的故事，这位＠②子手为了报冯给事的恩，想为冯家做一次＠②子，冯给事问：“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面少许。”第二天，＠②子手来了，“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②子馅，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却，便置＠②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沥出，以新汲水中良久，却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甚美，不可名状。”焦＠②与汤圆的外形和内馅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认为，焦＠②实为炸元宵（注：参见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不过它是用面制作的。

上述汉唐时的元宵节食俗，主要为一些小点心之列，宋代以后，元宵节的饮食就日益丰富起来。

三、 寒食节饮食礼俗

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

寒食的形成有两个源头，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习俗是它的源头之一，《周礼·秋官·司xuǎn＠③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郑玄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所谓季春出火，是与先秦时的星象迷信有关。古分周天恒星为二十八宿。东方青龙宫的角、亢二宿被称作“龙星”，龙星在五行中居木之位，春季见于东方，将引起人间突发大火，因此，在龙星初见的时候要禁火。禁火的这一段时间不能举炊，须得预先准备好食物，在禁火期间吃这种冷食物，也就很自然地被称为“寒食”。

寒食节的另一个源头，是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曹操《明罚令》和晋人陆huì＠④《邺中记》皆云寒食断火起因于祭介子推。祭介子推的礼仪，以晋国故地今山西一带最为隆重。该地区人民在战国至三国这一段时期内，寒食禁火时间竟长达一个月之久，“老小不堪，岁多死者”（注：《后汉书·周举传》。）。因此，曹操下令革除寒食禁火一月的旧俗，此后寒食三日才相沿成习。

汉唐时寒食节的传统食品有以下几种：

饧大麦粥，《荆楚岁时记》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来看，并非只是将大麦熬粥加糖，而是先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正如《玉烛宝典》云：“今人寒食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以沃之。”后世又将此食品称为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也可以粳米代替。

此外，还有一种名叫干粥的食品，亦称作糗，即炒熟的麦、粟、米粉。食用时，加水调成糊状，也可直接食用。

但是，这些制作简单的寒食节令食品并不合吃惯了珍肴的贵族口味，于是，一种耐贮存，适于冷食，又酥香脆美的“寒具”便在魏晋时出现了，成为上层社会寒食节的节日美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其制法作了介绍，其中说：“环饼一名‘寒具’……以蜜调水溲（和）面”，然后油炸，是极为酥脆精美的食品。《齐民要术》称它“入口即碎，脆如凌雪”。所以有人将它取名为“馓子”，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云：“馓子，又名环饼，即古之寒具。”唐人制作寒具时还喜欢粘上一些黑芝麻，使之更香，并取名为“巨胜奴”，“巨胜”即黑芝麻。

汉唐时期寒食节的节令食品还有煮鸡蛋、盐醋拌生菜之类。如唐代寒食节吃煮鸡蛋就是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更有好事者，在鸡蛋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并染上色彩，增加鸡蛋的外观美感，久之，形成了一种传统习俗，这就是唐人所说的镂鸡子，然后，人们又把镂刻成形的鸡蛋拿出来相互比试，即斗鸡卵之俗，意在体现食品雕刻的技能。

唐代以后，寒食的地位日趋式微，寒食节禁火风俗也逐渐消失。但是与这个节日有关的节令食品，却仍为人们喜食，如馓子，千百年来，传承不绝，并发展为款式繁多、风味各殊的特点。

四、 端午节饮食礼俗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仅次于元旦的第二大节日。早在先秦时，人们就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恶月，重五之日更是恶日，如《风俗通义》佚文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注：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二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云：“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注：引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司马贞《索隐》。）。所以后世端午节要进行一系列的辟邪、祛疫的

挂红灯的习俗和唐末的谁有关？

据说，挂红灯的习俗与黄巢有关。某年岁尾，黄巢起义军攻浑城，黄巢进城打探敌情时遇险，得一老汉相救。他便要老汉在大门上挂红灯作为标志，以免起义军入城后误杀恩人。老汉将此消息透露给穷乡亲们，于是家家挂起了红灯。从此，挂红灯的习俗便流传了下来。

黄巢是唐末时人。唐朝的灯市是极盛的。《旧唐书》记载：“景龙四年，上元夜帝（睿宗）与皇后微行看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至丁卯夜又微行看灯。”连皇帝都去民间偷偷看灯，当时的灯火盛况可想而知。但睿宗的年代早于黄巢，挂红灯始于黄巢的传说就靠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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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起源于哪个朝代,有什么习俗?
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元宵在早期节庆形成过程之时，只称正月十五、正月半或月望，隋以后称元夕或元夜。唐初受了道教的影响，又称上元，唐末才偶称元宵。但自宋以后也称灯夕。到了清朝，就另称灯节。在国外，元宵也以The Lantern...

中国古代妇女的裹脚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恐怖的传统...
李后主喜欢小足女人，所有就流行了裹脚。关于裹脚的起源，还有几个说法，有说是起于南朝齐废帝妃潘玉奴，有说是起于唐末，有说是起与隋炀帝等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与统治者们发生了关系，这也说明了这个原因。 除了统治者的意志之外，那就是文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古代妇女很注重头饰，...

古时女的为什么裹脚啊?不疼吗?
关于裹脚的起源，还有几个说法，有说是起于南朝齐废帝妃潘玉奴，有说是起于唐末，有说是起与隋炀帝等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与统治者们发生了关系，这也说明了这个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意志之外，那就是文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古代妇女很注重头饰，然后就脚了，成语“品头论足”、“品头题足”都有...

跪求民俗风情的资料?谁有啊?明天就要用啊!快快啊~各位帮帮忙!!!少...
我也去答题访问个人页 关注 展开全部 二、中国的民俗文化 民俗是民间风俗的简称。一般由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形成的社会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它是广大中下层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社会生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文化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民俗:民间建筑、...

春节和元宵节的起源
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

古代民间镇宅的风俗介绍
魏晋以后，道教的兴起，渐渐有了悬符镇宅的'风俗。道藏洞神部收录的经典中如唐末所处的《太上秘法镇宅灵符》，收录七十二种镇宅符咒，此即明清时代《鲁班经》等符咒典籍中各种镇宅符咒的起源。而《洞渊神咒经》等道教经典中，提到的地神、龙王、宅神，则是镇宅文化中最常见的道教信仰印记。镇宅之宝，多...

各个朝代的春节习俗的演变及探究
起源唐末五代的对联,但纸写联语普及社会的时代应该是在明清时期。 接下来,我们谈论的习俗过大年。 晚餐从古老的仪式,今年年底的新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多神教崇拜逐渐演变成一个12月的一天,祭祀祖先之祭。中国人的新年团圆饭。顿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神一起吃饭。 传统的新年菜肴充满意义。如苏州新年,俗称...

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
古代妇女为什么要流行裹脚，一般的说法是为了使走路的姿态好看。其实不然，其中还有更多的原因。 古代的说法是为了增加”性趣“。古代认为：妇女的脚越小，她的性欲就越强，通过裹脚可以使妇女阴部集中发展，阴道部的皱纹会一层层加厚。使之更为丰腴和敏感。 由于限制了脚部肌肉的发展，臀部变得更为丰满，...

黄巢《咏菊》一诗的寓意是什么?
代表着君王对于封建黑暗社会的不屑和憎恶。这首诗总共就只有四句话，其中三句都是在表达作者对于唐末黑暗社会的讨厌和不屑，只想带领着农民进行起义，而自己的农民兄弟们一起推翻唐末的封建社会，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从起农民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中国传统文化以哪个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以唐末为界可以分为两期。唐末北宋时期，由于传统儒学思想衰颓，宋明理学开始发展，人们不再沉醉于理想的追求，而把生命的视点投向世俗的享乐上，追求愉悦和轻歌曼舞成了人们生命或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们开始术家把笔触伸进了生命自然的深处，努力挖掘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作为“娱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