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历史上有吴猛这个人吗?

吴猛是晋朝的人,字世云。自幼就是非常孝顺的人。

刚入夏,吴猛发现父母的眼睛老是布满血丝,红红的。没有一点精神。他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经多次细心的观察,吴猛发现了原因。

原来吴猛家境非常贫寒,住在偏僻落后的地方。屋子破旧,又靠近小河边,所以蚊子异常多。可家中又穷得买不起蚊帐。所以每逢夏夜,满屋子的蚊子便嗡嗡的响,叮得父母这里一个包,那里一个包。搅得父母睡不了觉。

而且父亲每天都起早摸黑的到外面干活儿,在外已经被炎炎烈日晒得头晕脑胀,筋疲力尽了,回来后应该好好休息,睡一觉,第二天才有精神和体力继续干活。而母亲也要大清早就到外头去帮佣,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也疲惫不堪。父母本应该好好的休息。可都因为蚊子叮的睡不好。原来已经很疲惫的父母,是因为蚊子叮得晚上睡不好觉,才经常眼睛里布满血丝。

吴猛非常心疼父母,很是着急。他想来想去,最后干脆就把衣服脱掉,先去躺在床上,任凭屋子里的蚊子来叮咬他。尽管蚊子那么多,统统围在他的身上,他还是忍耐着。为了父母,他能忍受着痛、忍受着痒,忍受这些蚊子在他身上任意的叮咬。因为他怕他赶走了这些蚊子后,蚊子再去叮咬他的父母,他不忍心让父母被咬,就任凭蚊子吃得饱饱的。希望蚊子叮了自己之后,不要再去咬父母。结果吴猛经常被蚊子咬得伤痕累累,满身是包。而且整个夏天都如此坚持下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社会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研究、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

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1〕(卷八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3〕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 〔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6〕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 〔4〕(《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众。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

《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 〔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慧远一代宗师,“少为诸生,通《六经》及《三藏》” 〔8〕(《晋庐山慧远传》),精通《易》理。僧 “通《六经》及《三藏》” 〔8〕(《晋长安大寺释僧 传》),现存支遁诗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语词。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阐发易理,而是与佛理相印证,或者以易解佛。如释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 〔8〕(《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传》)。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序》云:

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这哪里是释迦大佛,实在是《周易》太极的神像。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云:“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3〕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则宜高尚其迹。”〔4〕这是借时人熟悉的《周易》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作论证。由此足见僧人中的贤智之士于《周易》修养之一般。

清谈是《周易》在上层名流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三玄”之一,《周易》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晋书·王湛传》载:

(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头”书,其侄王济“何用此为”的问句,于嘲笑中透出这样的信息:只有名士才读《周易》。王济于王湛处“留连弥日累夜”,清谈《周易》义理当是重要话题。

清谈《周易》,有时是一人清言,如上段引文中王湛“清言”,即自己一人阐述《易》理,因此说“济所未闻也”。《世说新语·文学》云:

宣武集诸名贤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9〕(第217-218页)

桓温说卦是一人讲,众人听。因讲法呆板,引来简文帝讥诮。有时为两人问答。如同书云: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9〕(第240页)

有时候是众人共坐,听两人拈题论难。如同书云: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9〕(第238页)

清谈促进了《周易》的传播,更加深了对易理的探讨和理解。同时也表明易学派别之间存在着论争。殷浩、刘惔属于继承王弼以玄解《易》新方法的玄学派,《晋书》本传说他们都好《老》、《庄》。孙盛则是传统派的支持者。从他们之间辩论的现场看,东晋名士多赞赏王氏易学,否则“一坐咸不安孙理”、“一坐同时拊掌而笑”就无从解释。简文帝是刘惔的岳丈,王、谢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谢安等名士皆好老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明显倾向于老庄。元帝立《周易》为博士,首先考虑的是王弼易学,而不是郑玄易学,也很能说明当时名士对于玄学派的格外青睐。刘义庆《幽明录》和殷芸《小说》都记录了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传说: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深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10〕(第165-166页)考虑到记录这则传说的刘义庆是离东晋最近的南朝宋代人,这一传说应当在东晋就已经存在,其贬王褒郑的情感倾向显示了新旧易学派别之间的矛盾。

易卜也是《周易》传播的特殊而重要途径。东晋时期方术活动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通晓《周易》卜筮的术士,他们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卜是用《周易》来占卜,东晋时依然用《易》卜决策和预测过国家事务。《晋书·郭璞传》载晋元帝初镇建业,郭璞应王导之命卜筮,遇《咸》之《井》。《晋书·五行志中》载:王敦反,温峤、庾亮欲往征讨,令郭璞卜筮,卜云:“元吉。”《搜神记》卷二称有人得伤寒病,“垂死,令璞占之,不吉。”郭璞以厌胜之术保其无恙。庾阐著《蓍龟论》云:“蓍龟之运,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易》卜实际上并不一味迷信卦兆,往往贯彻人的意志。《晋书·郭璞传》云:

(王)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

《晋书·五行志中》载: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 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

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

郭璞卜筮的结果也代表了他个人的政治倾向,非仅为卜筮而卜筮。其实令人卜卦的人,除了无知的庸人,大多借以自造舆论。统治者尤其如此。上引卜例中多有个中信息。因此《晋书》卷七六《王廙传》载王廙《奏〈中兴赋〉疏》云:“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子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下之历数在陛下矣。”

与借卜筮表达政见相通,东晋时期,精通《周易》的臣下,还时常借易理立论进谏,这也促进了《周易》的传播。郭璞感于“刑狱繁兴”〔4〕(《郭璞传》),曾上《省刑疏》、《日有黑气疏》二疏,引用易理分析卦象和自然现象,表达减省刑狱的政见。《晋书·蔡谟传》载蔡谟上疏谏止征西将军庾亮移镇石城,开篇即云:“时有否泰,道有屈伸”,依《易》立论,最终说服了庾亮。《晋书·江逌传》载江逌为谏止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上疏云:“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引《易》卦以明理,增强了说理效果。

对诗文小说的影响

由于经典教育的传统得到延续和普及,东晋士人大多或多或少地得益于《周易》方面的修养。东晋文人也是如此。在东晋著名文人中,受《周易》影响最显著的是郭璞和干宝。在郭璞的诗文中有近十题明显带有《周易》的印记,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所受《周易》影响已略如前论,此外其《晋纪总论》中也明显闪烁着《周易》的魂灵。其他作家像湛方生、陶渊明、刘琨、王廙、王胡之、孙绰、顾恺之、戴逵、支遁、慧远等人或多或少于诗文中留有《周易》的影子。如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11〕 (《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很早就接触到《周易》。

《周易》对东晋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周易》的概念范畴如乾、坤、阴、阳、否、泰、太极等入诗:

厄运初造,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再覆。(刘琨《答卢谌诗》)〔12〕(第851页)

茫茫太极,赋受理殊。(孙绰《丧哀诗》)〔12〕(第897页)

若乃太阴下沦,少阳上升,蜇虫将起,动灵先应。〔3〕(第2235页顾恺之《雷电赋》)

乐哉一生,无泰无否。〔3〕(第2270页湛方生《北叟赞》)

这些被引入诗文中的《周易》概念范畴加强了诗文的玄理意味,但多缺少形象,难免生涩。不过,也有些概念范畴由于已化入日常口语,引入诗文后避免了这种缺憾。如“损益”:刘毅《请移江州军府于豫章表》开篇依《易》立论云:“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下文便紧扣“损益”立论。《全晋文》卷一二七丁谭有《上书陈时事损益》,表明“损益”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词。又如“三才”,语出《周易·说卦》天、地、人总谓,在东晋变为成语,陶渊明《形影神·神释》云:“人为三才中。”〔11〕(第36页)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云:“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12〕(第1080页)

《周易》是玄谈的基本读本,染指玄理极深的玄学诗人创作的诗歌往往杂有《易》理。如孙绰《与庾冰诗》云“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乾象摧栋。”《赠谢安诗》云:“藏器掩曜,涉易知损。”王胡之《答谢安诗》云“泰不期显,在悴通否。”都明显杂有易理。旧论玄言诗多侧重于其老、庄、佛三家义理,而实际上《易》理也是玄言诗要表达的主旨之一。

第二,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诗文。如:

砰棱震雷咤。〔12〕(第858页李颙《百般日诗》)

大象内,照曜实显影。〔12〕(第949页张奴《歌》)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12〕(第1080页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3〕(第2370页支遁《弥勒赞》)

乾光坠影……龙德时乘。〔3〕(第2152页郭璞《客傲》)

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12〕(第865页郭璞《游仙诗》之一)

大象运四时,功成者自去。〔11〕(第128页陶渊明《咏二疏》)

与直接以概念入诗不同,用易“象”入诗很好地契合了诗的形象性特点。在诗中“易象”由于同情理结合紧密,便成为具有审美意味的意象,“象”实现了由哲理向诗意的转化。如郭璞《游仙诗》“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就是很好的例子。《周易·乾》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13〕《大壮》云:“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13〕郭璞这两句诗是说:出仕固然可以为君所用,如见龙在田,会有所作为;可若想再从仕途退向山林,则如公羊触藩,进退不能。这里既引入易理,又引入《易》象,使诗意的表达不显干枯,具备了意与象交融的审美意味,这类诗就避免了直接以概念入诗带来的生硬阻隔。

第三,《周易》句式、形式对东晋诗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周易·系辞下》云:“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12〕“仰俯”句式在东晋诗文中屡屡出现: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仰观大造,俯资时物。〔12〕(第899页孙绰《答许询诗》)

俯挥素波,仰掇芳兰。〔12〕(第916页徐丰之《兰亭诗》)��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1〕(第133页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仰俯”句式在此已不仅仅是句式,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如动作的节律化、时间的瞬变、天人合一的玄同等等,无不如丝如缕地氤氲着《周易》的气息。

说到诗的形式,东晋时女子苏若兰的《璇玑图诗》不能不称为天下一绝。它又称《织锦回文诗》,据说纵横推求,可得七千余首三至七言诗。《旋玑图诗》诗歌形式回环往复,阴阳运行,如神龙见天,无首无尾。意旨所归乃在情之太极。《易》以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而变化无穷,阐幽探微,窥视太极。《周易》变化无穷的卦象正如《璇玑图诗》回还往复的诗语,《周易》所求太极之理,正如《璇玑图诗》所抒刻骨之情。《璇玑图诗》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真是得《周易》之壸奥!

第四,《周易》万物迁化、乐天知命等观念深深地渗透进诗文情思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4〕(卷一三○)又云:“《易》以道化。”〔14〕(卷一三○)《周易》长于应变,其中大化运转,万物迁流的观念是一大特点,故《周易·系辞》倡导“乐天知命故不忧”。魏晋时期,天下板荡,人事乖变,白云苍狗,生命无常。东晋文人于此感触良深。但由于玄理浸染,他们普遍追寻一种与化流迁的人生境界:

恢心委形度, 亹亹随化迁。〔12〕(支遁第1081页《述怀诗》二首之二)

大矣造化功,万物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9〕(第216页羊孚《雪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1〕(第37页陶渊明《形影神》)

乐夫天命复奚疑。〔11〕(第162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这是诗性心灵感悟宇宙奥理后的自觉解脱,当然其中离不开《周易》哲理的深刻启示。

第五,《周易》立象尽意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东晋文论。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观点,经荀粲、欧阳建等人的辨析,成为易学哲学的特色问题之一。至东晋尚余嗣响,《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9〕(第211页)东晋文艺重写意,玄言诗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此,东晋书法也是如此。表现在文论上即倾向于赞同言意之辨中的重意派,推崇超越形式的文艺境界。当然同时也不舍弃形象与形式。陶渊明诗文中追求去除伪饰的自然真境,他的诗虽名为田园诗,但客观摹象非其宗旨,由象得意,抒写胸怀,进入真境,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第89页)《饮酒》二十首之五“好读书,不求甚解”,“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第175页)《五柳先生传》《晋书·陶潜传》称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4〕(卷九四)在陶渊明这儿,“言”、“书”、“弦”都不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是“意”、“得”、“趣”。他要追求和体悟的是超于形、象的意境。但纯粹的哲思又非诗人所为,所以他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11〕(第145页)《感事不遇赋序》“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11〕(第112页)《拟古》九首其六“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11〕(第120页)《杂诗》十二首之九还是要借助“文”、“诗”、“篇”以导达“意气”,抒发“伊怀”,寄托“绝音”。又《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9〕(第256页)

文康的“赋不尽意”观正是“言不尽意论”的翻版,而子嵩“有意无意之间”的回答则是对借言、象尽意论的巧妙运用。《世说新语·文学》又记:阮孚读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后,感慨道:“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形超神越。”〔9〕第257页�郭璞诗句所传达之意,只可意会,“实不可言”,但郭璞确实又借言传达了此“意”,致使阮孚“形超神越”。对于读者阮孚来说,他感动的不是语言,而是“形超神越”的境界,但又是借助郭诗。不论就作者还是读者,东晋文人更推赏脱略形迹的意境,但同时不否定文学语言形式,而是以之作为进入化境的凭借。这些都打上了易学言、意、象关系之辩的印记。

《周易》,特别是京房易、费直易、管辂易,连同当时郭璞等人的占筮易在东晋广泛流传,不仅影响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影响了志怪小说的产生和繁盛。东晋许多志怪小说实际就是《易》卜应验事实的记录。现存干宝《搜神记》460余条中就有80多条写术士筮例或者引《易》类著作中的话语以验证怪异现象的“合理性”。其中写到的术士有管辂、淳于智、郭璞、隗炤、费孝先、韩友、严卿等,被引用的《易》类著作几乎全是京房《易传》,此外京房《易妖》、《周易》原文各有两三处。据干宝《搜神记序》,这些志怪小说有的承于历史典籍,有的“收遗逸于当时”,后来多被《晋书》、《宋书》中的《五行志》等采用。除了《搜神记》外,梁代就已署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宋刘义庆撰的《幽明录》、无名氏的《录异传》等还记有吴猛、郭璞、杜不愆、隗炤等易家术士的怪异传说或卜验筮例。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与《周易》相关的篇章。如《世说新语》中有郭璞逸事六条,所记人物不少提到他们的《周易》修养。但总的看来,志人小说没有志怪小说与《周易》关系直接而密切。
参考资料:李剑锋(1970-),男,山东沂水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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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3、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吴猛从小就非常孝顺父母。吴猛家里很贫穷,床榻上没有蚊帐...

历史名人关于“孝”的故事
于是他穿上了鹿皮,往深山鹿群中走去,想这样去取得鹿乳供奉双亲,没想到被打猎的人发现。 正当猎人举起了弓箭要射杀他时,他急忙喊道:”我为了取得鹿乳,给患有眼疾的双亲吃才穿上鹿皮,混到鹿群中采取鹿乳。”猎人知道原来是人不是鹿,才放下弓箭没有射他,并且对他这种孝敬父母的行为赞叹不已...

孝德事迹或故事
杨香听到父亲的叫声,一个箭步跨上前,跃上虎背抡起拳头,对着虎头砸下去,后又将老虎的嘴按在坑里。老虎因无法呼吸,倒地而死。杨香不畏猛虎,“打虎救父”的故事成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吴猛恣蚊 吴猛,晋朝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年仅8岁,因家贫穷,买不起蚊帐,夏天夜间蚊子极多,打不完,赶不走,而父亲又怕烟熏,年...

哪个历史名人有孝的故事?
二十.恣蚊饱血 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恣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之,恐去己而噬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